中国自明以来，文人学者中多颠狂不羁之士。一个徐文长，为后人留下了多少惊叹的话题。他们逞才傲物，做出种种狂态，实际上是对黑暗社会的一种嘲讽和抗争。武定县的"武疯子"就是其中一个。

　　武疯子真名武恬，生活于明末清初，是武定插甸人。武恬自幼性格孤僻，沉湎于习书学画，饱读典籍，对社会现实自有一套独立见解，对那些不惜一切乃至出卖自己灵魂而追求功名利禄的小人极为厌恶，但又不能一酬己志，故而装疯卖狂，以示嘲弄。武恬善饮，尤喜狂饮，喝酒不用杯盏，而以口就壶，壶空而不欲止，其时已大醉，醉态百出，或歌或吟，或哭或笑，每每能道出一些人性丑恶和社会险恶之弊端所在，令人不知其是醉还是非醉。闹够了就地酣然而卧。

　　武恬多才多艺，机心所在，随时随处皆能触发灵感。武定山中，多产细竹，竹质坚而细腻，山中农户常常就山取材，制成各种竹制品出售，竹筷就是其中一种。武恬则以在竹筷上烙绘各种图案而名闻退还。武括在筷上所绘烙的有飞禽走兽，花草虫鱼，人物山水，亭台楼阁，日月烟霞，无所不能，无所不精，为世人叹为观止，竞相争购，市价顿然大涨，一双筷可售数百文铜钱。一些贫寒僧道，落魄文士和贫困乡农，纷纷前来求武恬画筷资助，武话从不拒绝，有求必应，以精湛的技艺为他所同情的人献出关怀之心。武恬的声名也随之传遍彩云之南，各地慕名者纷至杏来，以高价求之。武恬也由此而结交了不少朋友。自然，以他不慕虚荣，不昧着良心追名逐利的性格，也得罪了不少权贵。

　　武恬所生活的年代是一个动乱的多事之秋。与现实格格不入的倨傲性格只能导致武恬的人生悲剧。清顺治四年(1647)，李自成旧部大西军统帅孙可望统兵撤往云南，在昆明看到武恬所画的筷子，十分欣赏，传令武恬星夜赶到昆明，为他作画。但命令传出多日，还不见武恬到府；派人到武定查访得之，武恬闻讯后已逃匿深山。孙可望恼羞成怒，派人将其捆缚至府中，假惶惶亲解其缚，摆上美酒佳看，拿出金银布帛，以利禄相哄诱，让武恬为他作画筷。武恬根本不吃这一套，双目怒视，傲然不屈。孙可望即时翻脸，亮出刑具进行恐吓。武恬仍高昂着头，瞪着双眼，一声不吭。孙可望被激怒了，下令斩首示众。武恬被"缚至市曹，而神色自如，终无一语"。在场的一位头领为其视死如归的气概所感动，建议孙可望不要与一介寒士计较，不如放了武恬，使其回心转意。

　　武恬获释回到武定后，经常"披发佯狂，垢形秽语，日歌哭行于市中，夜逐犬豕与处"。"武疯子"的外号，也就由此而家喻户晓。然而武恬并没有真正的疯，他的佯狂，只不过是一种发泄，一种抗争。

　　随着清军平定云南，统治者对少数民族采取怀柔政策，云南动乱、分裂的局面告一段落。武恬所在的武定也稍得安定。大劫后的武恬，仍然以烙绘竹筷为谋酒食生计。他傲视权贵的精神，深得社会各界的敬佩；他出众的才华，更为世人所叹赏。他烙绘竹筷的技艺，更加炉火纯青了；他所烙绘的竹筷，身价也日愈增高。不惟云南，就是中原来滇的游者，也以能得到武恬烙绘的竹筷为快。有一镇守武定的将领，受权贵所托，召武恬为他烙绘竹筷。武恬不趋炎附势的性格一如既往，傲然而视，以沉默代替抗争。守将大怒，当场拳脚相加。武恬被打得遍体鳞伤，仍不肯屈从。自此以后，武恬开始了更为落泊的流浪生活，或寺庙，或道观，或街头树下，或农家草垛，每每以凝视蓝天白云为乐，最后不知所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