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野象谷的情况相反，在别的地区、特别是思茅地区人象混居的地方，野象简直成了又恨又怕的动物。   

　　思茅在历史上也是野象出没的地方。据《思茅县志》记载：“思茅县东部的倚象乡的东南部原为原始森林，因野象经常出没，原名野象山，后转音为倚象山，乡由山而得名。”但由于猎杀野象和砍伐森林，思茅的象群越来越少，莱阳河最后仅有的三头，也于1976年被偷猎，从此思茅就没有野象了。在间隔了十六年之后，1992年首次出现了一头独象。游荡在大开河、思茅机场和思茅三中附近。听村民反映，还见过一个十多头的群体，后来很少见了。1996年有五头象组成的象群出现在思茅地区，而且迄今仍在思茅境内活动。活动的中心在南坪乡和翠云乡一带。

    野象开始出现的时候，老百姓都很高兴，奔走相告：“思茅来象引”野象表现也比较温和，并无伤人之意。因此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人一多，总会有胆大的、好奇的、恶作剧的，于是有过分接近的，直接喂食或抚摸野象的身体；还有给野象做出威吓的姿态，甚至有扔石块的。野象虽然聪明，并不理解人的行为。一旦它们做出自卫的反应，只要稍微动动手脚，就可能致人于死命。

    但人和象的矛盾，主要还是表现在争夺食物的空间。野象本来有自己的栖息环境和自己的生活行为。因为环境的破坏，它们就不自觉地往人住环境流窜。偶尔发现人工种植的果树和庄稼很好吃，很集中，又不费力，所以就流连忘返了，一片一片农田庄稼，不是被吃掉，就是被践踏得狼籍不堪。野象为了寻找含盐的成分，有时还闯入民居翻箱倒柜。政府为了保护野象，制定了赔偿的办法。但损害的面积越来越大，赔偿只能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问题。

　　人们经受不起这种损害，就奋起驱赶，办法很多，有聚众吆喝的，有鸣锣放鞭的，还有打枪下药的。人象的冲突就造成了个别野象的变态，所以伤人死人的事件越来越多。人们不敢入林，小孩不敢上学。农民王增华写的一首诗，反映了一种天怒人怨的情绪：   

　　脸朝黄土背朝天，流了汗水为生存。

　　可惜山高皇帝远，地方没有包青天。

　　记者采访不见钱，象灾一年又一年。

　　何日等得圣旨到，宰了大象过安宁。

后来他又写了一首：

　　灾从何处起，全是人罪过。

　　护象害人民，天下不公平。

    如何缓解人象的矛盾，不仅是受害的老百姓，也是政府、环保组织和各方人土十分关切的问题。

    7月24日，保护野象评估会分成三个小组，深入实际调查。我参加了野外组，主要考察野象的栖息地。我们一行有中科院动物研究所蒋志刚博土，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的有关官员等，地点在南屏乡的上寨、何家寨和老董寨，这一带是“重灾区”，有野象践踏的庄稼和芭蕉，毁坏的房屋，也上山考察了它们活动的环境。村民告诉我们，这五头象今天早上还在。我们察看了大象的脚印、粪便和食物痕迹，确实都很新鲜。

    考察以后，我得出一个结论：这五头野象是个不正常的象群。

    第一、象群没有固定的巢穴，而且食量很大，所以它们的生活方式是有规律的游荡。而这个象群却呆在村庄附近达五天、七天、甚至十来天。

    第二、我们看到的山地，不是野象可以栖息的典型环境，是以针叶树为主的再生林，很少野象可以食用的植物。在这种环境中，野象进入农田食用庄稼是必然的。

    第三、达五头野象有四头的身上有被枪炮打过的伤疤。野象是有报复记忆的，因此它们伤人不是偶然的。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个象群的不正常，实际是反映了人和象、人和自然的关系不正常。

    从历史的情况看，西双版纳和思茅地区的人口稀少，植被保存完好，因此号称中国热带的植物王国和动物王国。那时候人不猎杀野象，野象也有自己的活动空间，并不威胁人类的生活环境。所谓保护野象，道理很简单：一是不猎杀野象；再是保护森林一一野象的栖息地。当地一些民族就保存着一些与之适应的传统，如傣族人民很尊重大象，把大象视为神圣和吉祥的动物；他们住的是竹楼，烧的是自己种植的铁刀木，对森林很少侵犯；而外来的人口就不具备这种传统和文化；相反的，他们还要用自己的价值观来影响当地民族的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

    我们可以回顾历史的一些重要情况：一是大规模地毁坏热带森林种橡胶，改变了原始森林的自然格局，把野象和其它动物驱赶到难以存身的境界；再是允许众多的盲流人口和非盲流人口拥进这个地区，如一个建设兵团就吸引了全国许多城市的知识青年，更激化了人与自然的矛盾。猎杀野象也是从政府开始的，据说还是经“四人帮”头目张春桥的批准，上海动物园1972年为了捕获一头幼象，竟动用了民兵和军队在西双版纳折腾了一年，用冲锋枪射死两头大象，又因麻醉剂量不准药死了三头，破坏了大面积的生态；更严重的后果是开了杀戒。野象是陆地最大的动物，过去谁也不敢动。以后猎杀野象的案件就不断发生，最严重的是1995年猎杀野象10多头，政府不得不对首犯者处以极刑。

    所以，我在评估会上做了一个慷慨激昂的发言：“这个会可惜没有野象的代表参加。如果有它们参加，这个会就会活跃一些，也公平一些。今天人和象的矛盾，不是这个人和这头象、这个村庄和这群象的矛盾，而是整体人类和整体象类的矛盾。总的说来，不是象侵犯了人的利益，而是人侵犯了象的利益；不是象侵犯了人的空间，而是人侵犯了象的空间。而且这个‘人’，我主要指的不是老百姓，而是政府，因为政府的行动是有领导有组织的，是大规模的。如果不承认这个基本事实，我们就无法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

    现在有人说，“谁来保护野象?主要是靠老百姓。”这话也对，也不对；我认为保护野象的关键是政府。只有政府才有各种政治手段控制盲流和非盲流人口，改变“人象混居”的状态，打击滥垦、滥伐、滥猎的非法行为，建立和扩展自然保护区，加强保护的宣传力度，寻找可持续发展的正确道路。

　　怎么缓解人象的矛盾：怎么缓解人象的矛盾?肯尼亚专家在会上说得很干脆：“只有三个办法，或者是把象搬走；或者是把人搬走；或者是把人象分开。”但这三个办法，都谈何容易。亚洲象和非洲象不一样，主要生活在森林和森林的边缘地带，即使被麻醉了，也搬不动，也运不出来，也无处可去。搬人，根据我国的国情，也不现实。当然，也不排除有个别村寨，人口不多，刚好处在象道必经之路，或者截断了野象的绿色走廊，如果政府重视这个问题，也未尝不可搬迁。当然，比较现实的办法是尽量把人象隔开。

    也有人说，这不可能。他们主张既然保护野象，就只能容忍、退让。用赔偿村民损失的办法；主张多种些芭蕉、竹子、玉米，让野象吃一些，自己收一些；还有人主张让少数村民专给野象种食物，由政府给他们发工资等等，都属于这种想法和做法。从生态的观点来看，人象不必分开的想法和做法，既不利于人，也不利于象。因为野象毕竟是野生动物，有它自己的生活环境和行为规律，如果由于人类的行为而使它们向人类的环境靠拢，使它们改变原来的生活方式，逐渐向半野生的方向发展，到那时候，人象的矛盾和冲突将不是减少，而是增加。我在美国约塞米蒂国家公园谈到黑熊，在峨眉山谈到藏酋猴，都有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我们要尊重自然和自然规律，少用人的主观办法。野象谷欢迎野象和人在一起，越多越好，同样应该考虑这个问题。

    怎样把人象隔开呢?老百姓用过许多的办法，如举火、发动噪音、挂红布、挖沟、种植隔离植物如薄荷、茶树、椿树等，还有的做太阳能电围栏。这些办法有的有效，有的没效；有的对这群野象有效，对那群野象无效；有的开始有效，多用几次就无效。因为野象是种智商很高的动物，它有辨别的能力和回避的办法。

    我也听到一个成功的事例，西双版纳景纳乡有个村寨附近也有五头野象，野象一来，村民就撵。撵了几回，野象记住了。以后再也不进村了。那里的人象已经五年隔离相处，一直相安无事。这里有条重要经验，就是野象第一次来就要撵，不要来了几次再撵，等野象尝到了甜头，就“请客容易送客难”了。

    以上是消极的办法。还有积极的办法，就是有目的地种植大象喜欢的植物，建立人工硝塘，引导野象远离村庄，回到适合它们生存的栖息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