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人想起云南，最先想到的总是边地的歌舞。于是他们的边地之行，常常只要看到几场服装鲜艳的民族歌舞，就心满意足，可以打道回府了。

　　旅游者匆匆而来，匆匆而去，看上几场带有异域情调的民族歌舞，当然无可厚非。然而，如果以为几场民族歌舞就是云南，我就真要为他们惋惜了!

　　看到他们匆匆离去的身影，我真想告诉他们：且慢，歌舞只是边地的惟幕!帐幕的后面是什么?他们没有看到。

　　20世纪50年代，诗人徐迟曾送给云南六个字“美丽、神奇、丰富”。从此，这个字成了云南人引以自豪的定评，一如藏传佛教的六字真言，时时挂在嘴边。边地的确足美的，也是丰富、神奇的。从五十年代起，取材边地云南的电影，不管是《山间铃响马帮来》、《神秘的旅伴》、《边寨烽火》，还是《勐笼沙》、《五朵金花》、《阿诗玛》，演来演去，都少不了神秘的传奇，迷人的风情，或热烈或缠绵的爱情，最后，加上歌舞。看多了这样的电影的外地人，初到边地，总以为云南无论走哪里，都能看到狂热或悠扬的歌舞。我也一样。现在我当然不那样看了，但偶到内地公干，还会有朋友问我：昆明街上有大象吗?有老虎吗?少数民族村寨里，从早到晚都有人在唱歌跳舞吗?我们能看到年轻男女谈恋爱的情景吗?

　　千真万确，边地盛产歌舞。作为一片隐秘的、原始的、贫穷却又充满了诗性的土地，歌舞不过是盛开于这片土地的人性的花朵。贫穷算什么呢?生存的困窘与灵魂的自由从来都不是相互排斥的。在山野之间，我们所听见的一曲一调，所看见的一招一式，都带着生命自中伸展的气息，散发着灵魂郁郁葱葱的芬芳。在这片土地上，与大山长河、土地森林、晴空白云、温馨的风和无拘的牛羊为伍，也与饥饿、劳苦、疫病、赋税相伴的生命，挣脱了捆绑灵魂的绳索，生长得粗壮、朴拙而又健康。歌舞已经成了流淌在他们血液里的因子，一遇到合适的条件，就要表现出来。

　　云南有二十六个世居于此的少数民族，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几个节日，从大年初一到世薄三十，几乎每天都有好几个节日。所谓“十里不同天，一山不同族”，名目繁多的节祭、仪式，使云南堪称秘境。而歌舞，正是节祭的主要内容之一。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歌舞，每种歌舞又总与一种节祭相连。傣族有孔雀舞、象脚鼓舞和嘎漾舞。每年的泼水节，在德宏、瑞丽、西双版纳的城镇和村寨，在每个有一块平地的地方，都会有成百上千的男男女女，随着锣和象脚鼓的敲击声，翩翩起舞。景颇族有长刀舞，场面浩大的“目瑙纵歌”。彝族有火把节，火把节有“跌脚”舞，亦名“踏歌”，唐代诗人们的诗句中曾有记载。佤族有新米节，“木鼓舞”。石林一带的彝族支系撒尼人，有“跳乐”。弥勒的阿细人，则有“跳月”。在滇西北，在那片大山耸峙，江河纵横的高原，迪庆藏族有“锅庄”，有弦子舞……不一而足。

　　除了这些自娱性的歌舞，一些民族的歌舞水平之高，甚至到了让人吃惊的地步——丽江古城大研镇的  “纳西古乐会”，有一支由十多个八十岁左右的纳西老人组成的乐队，他们几乎每天都在古城演出。近几年，他们甚至演到了英国伦敦，演到了挪威，演到了香港，演到了北京。纳西古乐会的乐队有“三老”：乐曲老——其中有几支曲子，如《太极八卦曲》，据说系由唐玄宗亲手所制，与《霓裳羽衣舞》是姊妹篇；乐器老——乐队里的曲项琵琶等乐器，已有四五百年历史；演奏员老——乐队里，仅八十岁以上的老人，就有五个，六七十岁的，在这个乐队里只能算是青壮年。怒江大峡谷里的傈僳族，随便请出几个男男女女，竟能以严格的四声部演唱人们熟知的中外歌曲。歌舞既是他们的自娱，也是他们款待客人的最好礼物。

　　进入20世纪80年代，云南的民族民间歌舞以一种崭新的姿态，再次出现在世人面前。一个杨丽萍，震动了中国舞坛，她的《雀之灵》、《两棵树》，都让入耳目一新。而先前，杨丽萍不过是云南省西双版纳歌舞团的一名并不是十分出众的舞蹈演员。随后，云南省歌舞团的一出舞剧《阿诗玛》，几乎轰动了整个北京乃至全国，那优美的歌舞，甚至一直跳到了香港和台湾。

　　如此，到了云南，不看云南的歌舞，不让身心感受感受那些来自山野的声音和身体扭动，还能看什么呢?

　　我们就这样被歌舞愉悦着，也被歌舞遮住了眼睛。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跟许多人一样，迷恋着这些歌舞。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花花绿绿的民俗传奇、风情歌舞，成了 遮挡边地的一重厚厚的帷幕。倘若我只是作为一个观众，作为一个旁观者，就已经离边地的真实很远很远。有一天我终于明白：千真万确，边地无尽的歌舞只是它的一道缤纷夺目的帷幕。

　　如果我们的眼睛真地永远只盯着那块美丽的帷幕，我们就永远无法走进这片高原了。

　　我们当然需要妙曼的歌舞，需要慰藉灵魂的音乐，当我们有真正值得欢庆的日子时，而我们更需要穿过金绒大幕和七彩灯光，穿过歌舞，穿过丝竹管弦，走进偏僻，走进原始，走进蛮荒，走进生命的真实和真实的生命，也走进历史，走进本真，走进歌舞后隐藏着的每个民族的干差万别的文化心态。